格非：乡村的消失意味着什么？
在过去几千年中，乡村一直是中华文明的基础，如今却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中遭到冲击。乡村会在中国消失吗？5月9日，在山西汾阳贾家庄举办的首届吕梁文学季，著名作家、清华大学教授格非分享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。
格非首先对“乡村的消失”这一概念作出界定。在他看来，这一命题本身并不成立。所谓“消失”是指乡村文明被城市文明所取代。西方有种说法，叫“上帝创造了乡村，人创造了城市”。这是说从人类社会诞生开始，乡村就出现了。城市则完全是人在某种文化的引导下创造出来的新东西。
格非指出，西方城市化最典型的形态是英国的圈地运动，即乡间地主将土地从佃农手中收回，并转租给贵族和资产阶级，以获取更大的利润，其背景是工业革命造成的城市人口急剧增加。因此，城市的发展本来要依赖乡村。但到十九世纪之后，城市开始凭借海外殖民带来的巨大收益独立发展。到19世纪中期，英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，城市文明开始取代乡村文明。
在西方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，曾出现价值观文化的严重对立，包括传统和现代性的对立、个人和社会的对立、文化和自然的对立、科学和宗教的对立等等。其中最核心的是乡村与城市的对立。在当时的欧美知识界，盛行着对城市文化的批判、反省和抵抗。美国作家爱默生就把现代化的大都市视为一个巨大的阴谋、怪物。
英国作家托马斯·哈代更是详细描述了这个怪物的样子：由400万颗头颅和800万只眼睛组成的有机整体，和人类无关也没有相似之处的黑色软体动物。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·穆齐尔也用类似的语言描述过维也纳——一个由无数面孔、胳膊、大腿、牙齿所组成的漫无目的的行进大军。
1844年恩格斯在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》中也写道：“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。难道这些群集在街头的、代表着各个阶级和各个等级的成千上万的人，不都是具有同样的属性和能力、同样渴求幸福的人吗?难道他们不应当通过同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寻求自己的幸福？可是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地走过，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，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，只在一点上建立了一种默契，就是行人必须在人行道上靠右边走，以免阻碍迎面走过来的人。”
当然，也有作家对城市表示欢迎，比如美国诗人惠特曼。他写过一首诗《一路摆过布鲁克林渡口》，认为城市代表着未来的希望和活力。当时人的不同态度代表了两种视野，向前看的视野和向后看的视野。
中国现代化的中心在上海。上海核心的文化内涵是“摩登”。可以说，上海就等同于现代。上海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国内格局，仿佛一夜之间突然出现。那么在中国文明史中，有没有发展出自己的城市观念？
格非认为，中国有自己的城市化历程。其特点首先是缓慢、渐进，并且从未产生城市和乡村的直接对立，是人口自然聚集的过程。人们到城市里去打官司、做贸易、做官、读书。第二，中国古代对城市的设想，是严格按照乡村的模式建立的。城市中有大量的森林、园林，城市是对乡村的模仿。第三，即便在城市中，乡村的伦理也要高于城市的伦理。古代很多官员，退休后还是要回到乡村，二者的价值没有高下之分。第四，城市和乡村是自由通达的。
格非举了《红楼梦》中贾迎春的例子，她住在城里，但从城外走出去几步路，看见的就是乡野风光。《红楼梦》中也写到乡村，乡村人进城很方便。所以，在现代以前，中国从来没有产生乡土文学，因为中国没有形成乡土和城市的对立，乡村和城市是互相包含的。中国古代的文学没有乡村和城市的概念。
1840年以后，西方意义上的现代都市在中国出现，反过来刺激了中国人去寻找乡村。1920年，鲁迅等人发起了乡土文学运动，后来产生两种类型的文学。一类是鲁迅，他在南京、北京、厦门、上海等城市生活的时间要远远超过绍兴，但他的小说只写农村，不写城市。到现在莫言也是如此。格非认为，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乡村社会，其基本的伦理价值，还维系在一个几千年的乡村文明的基础之上。另一类作家的代表是沈从文。他用田野牧歌的方法表达对城市的厌恶，把湘西淳朴的情感视作中国未来的现代化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。乡村与文化的关系，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思考脉络。
格非提到了一个主流的对建国后中国城乡关系的解释，即通过乡村的积累来反哺城市，用粮食来支持城市的工业化的发展。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在农民。在格非看来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始于改革开放。他讲述了自己刚到城市时，城市神秘的、陌生的他者。而短短三十年过去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正了解的只有城市的价值，乡村反倒成为需要科普的、陌生化的事物。格非认为这一转变是很值得思考的。
格非指出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迅速发展的国家来说，传统的伦理和价值正在面临解体，而城市化的新制度、新规范、新伦理，还没来得及完全建立。他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快速发展导致的“失重感”。这个“失重感”有两层含义，一是诸如移动支付之类的现代技术带来的不适应感。第二层含义是指真正的失去重量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个人，而是背后的群体。格非举了赵氏孤儿的例子来证明家族的传承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。但在当今社会，原子化的个人出现了，年轻人不愿为姓氏的传承增加负担。以文学为例，现在流行的消费主义文学不足以承担历史、民族和社会的使命。
在提问环节，有读者提到日本一本名叫《无缘社会》的书，讲述老人死后长时间无人理会的现状以及带来的社会问题。在格非看来，个人的原子化在欧洲、美国、日本等地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。当今中国社会的家庭关系也在发生巨变，尤其是独生子女与父母建立的特殊关系。在全球范围内，家庭在整个社会过程中的作用都需要被重新思考。
本届吕梁文学季的主题是“从乡村出发的写作”。格非特别谈到作家余华的小说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。他认为“出门远行”有多重含义。首先是离开家，其次是离开故土、打破封闭的乡村生活，向着遥不可及的远方出发。他还谈到贾樟柯的电影《小武》。电影中的孩子，在道路上闲逛，喇叭里放的歌曲，是香港的歌曲，反映了城市文明已经横切过来。在一个小镇里出现了空间方面的巨大复杂性的叠加。
还有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小说中兄弟俩在城市和乡村中间来回穿梭，格非把它称为“互相关照”。当他们进城的时候，他们用乡村的眼光打量城市；当他们回到乡村的时候，又用城市的眼光打量乡村。路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：城市靠什么东西来立足？未来城市中的人怎样建立自身的价值系统？路遥提供了他的答案：将中国乡村中自然、淳朴等好的品质，在城市中保留并延续下去，作为将来城市发展的伦理基石。但路遥也发现了一个重大焦虑，中华文明附着的乡村解体了，其最重要的价值体系也随之消失。格非认为，作家写作的最重要的目的应该是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，和时代提出的问题进行对话，并建立某种关联。